杨跃承表示：“新时代，擎起创新的火炬，更要把握好战略框架、核心要求、基本规律、时代特征。而时代特征就是，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背景下，在国家转型升级的重要拐点，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追求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创新”贯穿于发展的主线
“在科技部火炬中心工作了26年，最深刻的体会就是，超前的认知和不断的创新。作为观察者、参与者、推动者和具体工作的组织者，从火炬计划项目、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到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产业集群、创新集群和创新经济体，从高新区的起步探索、产业集聚到三类园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学(技)城和创新生态体系的建设，从创业苗圃、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全孵化链条的打造到众创空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共同创新创业的‘双创’升级，从科技成果的交易和转化、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区域技术转移中心和集聚区的建设到科技成果产权制度的改革、技术的资本化和产业化、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从工业经济发展模式、要素驱动、规模扩张的线性增长到创新驱动、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智能经济、新经济发展范式的指数增长，火炬点燃的一个个创新的‘火苗’渐成‘燎原之势’。我身在其中，充分体验到创新的快乐、发展的变化、战略的成就。”杨跃承说。
“30年来，火炬计划和国家高新区发展的重要经验，主要在于三个坚持、三个结合、三个持续不断。”在杨跃承看来，“三个坚持”即坚持深化改革、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创新发展，“三个结合”即科技与经济结合、政府与市场结合、中央与地方结合，“三个持续不断”即持续不断集聚创新创业要素、持续不断营造创新创业环境、持续不断培育创新创业主体。
杨跃承介绍，火炬工作主要围绕战略创新、科技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等，着力体现国家意志、引导方向，建设创新、服务、效率、学习型组织，深化改革、积极推动与科技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化相适应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顺应趋势潮流、响应产业变革、形成创新发展的话语体系，促进相互学习和交流，营造鼓励创造性、开放性、协同性、包容性和社会化、民主化的文化氛围。
“组织实施火炬计划项目主要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即让开当时的支持国有大企业为主的计划体制，转而发展和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民营科技企业和吸纳科技成果的乡镇企业。”杨跃承表示，以“火炬计划项目、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为出发点，通过政府引导资金、科技贷款和贴息、投资基金等政策工具，以指导性、引导性和市场化机制促进高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企业，我国新兴产业得到快速蓬勃发展。
“火炬计划发展形成的重要载体——国家高新区，已成为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杨跃承介绍，经过30年的发展，国家高新区已达168家，依托国家高新区设立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达到19个。2017年，156家国家高新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达9.52万亿元，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1.5%，国家高新区已经成为我国创新发展的领头雁。同时，通过自主创新，国家高新区营造了良好的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并培育了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中联重科、烽火科技等一批引领时代的科技企业，培育形成了中关村新一代信息技术、武汉东湖光电子、深圳通讯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型产业集群，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30年的发展实践证明：国家高新区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环境的重要支撑，成为创新创业人才集中、主体培育、服务提供、资本投入、制度进化、文化弘扬、国际创新资源整合利用的核心载体;是树立新理念、研发新技术、利用新模式、打造新产业和发展新经济的引领者;是深化改革、开放合作，辐射、带动、示范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功能性平台。”杨跃承说。
“可以说，创新是一直贯穿于国家高新区发展的脉络。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创新型科技园区、创新型特色园区等三类园区建设，是创新分类指导的重要原则。”杨跃承告诉记者，由于各地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的不同，针对不同园区，要有不同的发展策略、路径选择，国家高新区要根据自身情况，因地制宜，集聚创新要素，促进科技和经济结合。
“2006年，科技部火炬中心把国家高新区的评价，由原来的系统性评价改成政策性评价。”杨跃承说，系统性评价着重于高新区的发展状态(如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等)，而政策性评价则是引导高新区按照国家所希望的正确方向进行发展。“彼时，科技部火炬中心组织中科院政策所，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创新发展报告等国际上重要的理论模型拿来研究，提出了国家高新区政策评价理论模型，同时把国务院提出的国家高新区‘四位一体’战略定位作为高新区评价的发展导向，并作为一级评价指标，引导国家高新区树立正确的发展方向。现在，这一模型还在用，但是有了更新。”
“中关村是我国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一面旗帜。中关村立住了，国家高新区就立住了;中关村成功了，国家高新区就有了示范和榜样，就能够辐射带动全国高新区的发展。”杨跃承表示，为把中关村这面旗帜举得越来越高，让中关村的辐射作用越来越大，科技部火炬中心主动与中关村进行紧密合作，推动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性、政策性和前瞻性的重要工作。例如，2007年在中关村率先启动“新三板”试点;2008年开始推进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调研和创建工作，“当时用了近一年时间，在科技部和北京市的带领下，科技部调研室、火炬中心和中关村管委会共同总结成就和经验，分析了挑战和不足，提出了高新区发展方向性的判断和政策建议”;2009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经国务院批准建设;2012年，科技部火炬中心与北京市科委共同在中关村建设国家技术转移集聚区;2013年，中央政策研究室相关负责人在中关村进行深入调研、召开座谈会，谋划高新区战略提升与发展;2013-2014年，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支持中关村创新型孵化器和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建设，中关村创新型孵化器被纳入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序列;2015年3月初，科技部火炬中心与中关村管委会顺应“双创”和互联网发展大潮，联合发布了“创业中国中关村引领工程”和“国家高新区互联网跨界融合中关村创新工程”。
“可以说，在科技部火炬中心工作的26年，踏踏实实做了一些创新的事。”杨跃承表示，科技部火炬中心在理念、思想上做到引领，把基层的创造、园区的经验和个性的案例进行总结，从个性中提炼出共性的、规律性的东西。同时，根据发展目标、需求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发展方向，并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
“科技部火炬中心的很多创新都是‘自选动作’，不是‘规定动作’。这些‘自选动作’，关键是要满足地方发展的需求，要得到地方的认可，帮助地方优化环境、解决问题、促进发展。”杨跃承说。
“总结经验是为了以后更好地发展。要素集聚、人才集中、组织集成、土地集约、产业集群，这’五集’就是国家高新区成功经验的总结。”杨跃承认为，未来国家高新区应重点打造创新创业生态，构建更加有效的创新创业载体，努力培育有竞争力的创新创业主体，打造高水平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推动形成高效配置资源的市场化机制，设计吸引利用国际高端创新资源的政策制度，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文化氛围。同时，国家高新区要加强原始性创新，在前沿技术方面有重大突破，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并促使其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产生世界级的跨国公司，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
“国家高新区应强化功能性作用。”在杨跃承看来，目前大部分国家高新区已有较大的经济体量，未来国家高新区还应在新产业培育、提供发展范式、提供改革方向、构建现代化经济发展体系等方面着重发力，让国家高新区真正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创新示范者和引领者。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追求高质量发展
1987年，我国首家科技企业孵化器诞生于武汉。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共有孵化器4069家、众创空间5739家、加速器500多家，形成接递有序的创业服务生态。
杨跃承表示，根据科技企业的成长规律，从最初的孵化器建设到后来完善的“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孵化链条，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创业企业和团队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成长空间和服务机制。“对未成立企业的创业团队开展选苗、育苗工作;对孵化器内企业提供高水平、高质量的专业化孵化服务;对具有高成长性的企业不仅要’扶上马’，还要’送一程’，鼓励其进入加速器从而加快成长。系统性地将各类资源和服务进行有效集成。”在杨跃承看来，“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孵化链条在任务上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在服务上既有差异化又注重集成，最终形成从项目初选到产业化发展的全链条一体化创业孵化服务体系，形成适应科技企业发展的完整生态体系，促进科技企业迅速成长壮大。
2012年，“创客”席卷而来，也让创新孵化再次延伸，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入公众视线。
“2013年初，我与科技部火炬中心孵化器管理处、中关村创业服务处相关负责人到中关村创客空间、车库咖啡、36氪、亚杰商会等创新型孵化器进行多次深入走访;当年10月，又与科技部火炬中心技术市场处、深圳孵化器协会相关负责人到深圳柴火空间等地进行调研，深入了解创客运动。随后，写成的调研报告——《创客：中国智造到中国创造》得到了科技部领导的重视和批示，科技部火炬中心为推动我国的创客运动、众创空间，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杨跃承说。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大力发展众创空间，让“草根创新”蔚然成风、遍地开花。2015年3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众创空间的“星星之火”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创新创业进入“黄金时代”。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双创’升级版。我认为，‘双创’升级版的内涵，纵向是追求高质量创新创业、追求高效率创新创业、追求高精尖创新创业;横向即鼓励跨境、跨界、跨区的创新创业，鼓励军民融合的创新创业，鼓励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创新创业。所谓‘双创’升级，就是要提升创业行为的确定性、追求创新系统的有效性。”杨跃承介绍，一般的创业孵化，其成功率在10%以下，不确定性高。而海尔内创业孵化的成功率大约为50%，小米生态圈的成功率则在90%以上，创新创业行为基本具备了确定性。“创业企业的成长发展有短跑、长跑和接力跑，不要简单以做大为成功的标志，人生的追求、成长的历练以及思想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的产生、体现、提升和实现都是成功的标志。”
“创新创业讲的是创新创业的民主性，大家都有创新创业的权利，都可以参与创新创业，更重要的是形成一种文化，形成一种氛围，这是低成本的创新创业，对解决就业、发展活力经济具有重大意义。我在科技部火炬中心工作时推动了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中国创新挑战赛的设立，这两大赛事对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要倡导精益创新创业和共同创新创业。”在杨跃承看来，精益创新创业要追求创新创业主体的有效性、创新创业条件的确定性和创新创业成功的可能性，要方向清晰、风险可控、不浪费资源、成功率比较高。
“共同创新创业是讲创新创业的融通性。”杨跃承表示，共同创新创业就是要把人才、技术、资本、政府、市场、高校院所、社会组织、大中小企业进行全面链接和融合，使供给与需求、企业与产业、公共服务与市场机制集成同步，同频共振，相互作用。“这样能产生更好的效果、更高的质量和效率，能够切实对经济的增长、产业的发展、转变发展方式产生更大作用。”
“共同创新创业需要孵化器打开空间，顺应共创。”杨跃承表示，目前国内绝大部分孵化器和众创空间都是基于物理空间概念，大部分是点状分布和自营。“打造‘双创’升级版，就不能把创新创业的视角仅局限在一个空间的概念。未来的创新创业没有边界。因此，孵化器一定要走出‘孤岛’，打开空间，进行跨边合作和联营，倡导联合创新创业、专业化重度孵化、产业孵化、平台孵化、生态圈孵化，创业者、投资人、大企业、政府要加强协同，形成融通发展，共同的创新创业。”
杨跃承认为，创业孵化有两面性，即公共服务属性与市场化商业属性。公共服务属性要求为中小企业提供的服务具有普惠性和基础性，如可以低房租、给补贴，提供公共政策的支持。市场化属性则要求为中小企业提供的服务具有专业性、增值性、盈利性，用市场化机制提供创业的方法论培训、对接供应链、提供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对接市场渠道。
“以往的工业经济是以生产为中心，是供给导向;现在的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是以客户为中心，更多的是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华为、阿里、小米、海尔都倡导以客户为中心，这也是时代特征。在科技服务行业，特别是创业孵化行业，以往更多的是成果转化模式的正向孵化，但如何满足客户需求、以客户思维来推动科技服务业发展等方面的考虑还不够。”杨跃承表示，提高创新创业质量和效率，追求创业孵化可持续发展，在强化科技驱动的前提下，要深化客户思维，提倡反向孵化、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将正向孵化和反向孵化进行有机结合。惟此才能让创业孵化与科技服务机构形成良好的商业模式，做到可持续发展。
创业是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最有效的方式，创业者有其股是创业成功的基础，投资人在早期更看重创业团队，将技术和科技人才资本化、股权化是最好的激励机制，做到了无形资产确权、所有权明晰、技术创新能力的转移。技术的资本化、股权化就是标准化，只有实现标准化，技术才有好的流动性。在杨跃承看来，“讲技术许可、技术转让、技术交易是技术经纪人的事，只是中介服务，企业家、投资机构等实际买家和决策人很难听懂，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等资本市场交易的都是企业股权，技术、人才依附落实在企业的载体上并结合商业模式、市场规模、盈利能力等才能更容易地做价值判断，才有技术产业化的希望，才有高效率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因此，新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转移和创业孵化具有一致性，最好不要将成果转化、技术转移和创业孵化完全隔离开来。当然，有些科技成果的跨界应用、技术扩散还需要技术经纪人和科技中介服务。”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经济活力之源，也是转型升级之道。当前，“双创”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正成为激发实体经济新动能的重要引擎。杨跃承认为，打造“双创”升级版，就是要更好地发挥“双创”对产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同时，通过产业创新推动“双创”高质量发展，加快“双创”与产业升级的融合发展。“从产业视角推动创新创业，就是在垂直行业促进产业孵化。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基于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流程的创新创业中小企业的能量交换，创新创业中小企业的成长发展需要大中型企业的赋能带动。一方面，需要企业家有再创业和产业创新的认知;另一方面，创新创业孵化机构和中小企业也要从产业视角去认识创新创业的有效性，大中小企业要融通发展是新时代的需求和要求。”
“创业企业成长确实不易，现在大家对创新创业生态认识越来越深刻。”杨跃承告诉记者，创业存在着不等式，比如有了创业团队不一定有技术，有技术不一定有产品，有产品不一定有销售，有销售不一定有利润，有利润不一定做出一定规模，做出一定规模不见得企业能够持续成长做强做大。企业成长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都有天花板，都会遇到瓶颈，要解决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一方面需要创业团队学习和努力，另一方面必须构建社会化、市场化、完善的创新创业服务生态、产业创新服务生态、区域创新生态。
“创业是培育主体的行为，创业主体多了，创新才会更多地发生。更多的科技创新，才会有更多的科技企业。有了更多的科技企业，才会源源不断地产生科技创新，推动高科技产业集聚发展。”杨跃承说。
火炬事业有一套成功的做法
“今年是火炬计划实施30周年，在改革开放40年中，一个国家的指导性计划如此长盛不衰并不多见。国家高新区作为中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创新经济的核心载体依然坚挺支撑。火炬事业的成功应该说有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对此，杨跃承有六点体会。
一是要依托坚强的领导并保持战略定力。实施火炬计划是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从初始到现在一直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历任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鼓励和支持，都体现了火炬计划和高新区所肩负的国家意义和使命。同时，火炬计划和高新区工作也得到了科技部历任领导、地方党委政府领导的持续的关心和支持。火炬计划和高新区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代代火炬人的坚持和努力，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创新发展思维和模式、不断追求更新更高的目标，保持住了战略耐心和定力。
二是要持续地以创新驱动引领发展。“改革与创新是孪生，改革就是创新、创新可以促进改革。”从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到创新驱动发展，在改革开放40年发展进程中，火炬计划和高新区的发展围绕着人才、科技、成果转化、创业、企业、金融、政策、服务、招商、国际合作、平台载体等，研究推动理念创新、战略创新、改革创新、开放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集成创新，用创新寻找方向和路径、用创新驱动引领和支撑发展。
三是要着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火炬计划和高新区成功地将中央与地方、科技与经济、政府与市场进行了有机结合。这个结合点在于达成了国家目标和政策导向、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发展期望和市场主体(如创业者、企业家和投资人)价值利益取向的一致性。通过火炬计划的项目、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孵化企业、高新区、科技金融等政策工具让科技创新直接渗透融入经济主战场，突破了原有线状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产业组织方式，让经济发展的计划和决策重心下沉，构建了更加灵活、更加具有效率、因地制宜的区域块状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组织方式，调动地方积极性、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责任主体作用，形成了创业孵化、企业集聚、集群发展、创新生态和科技产业城市融合发展的新发展范式。
四是要通过学习和研究不断提高认知水平。新科技革命和改革开放催生了火炬计划，推动了高新区的建设。但是，要做到科学发展、创新驱动引领发展，必须对国家的创新战略、创新发展理念、新科技趋势、新兴产业发展、创新制度和政策、科技企业成长规律、产业价值规律、新经济范式要有理解和认知。科技部火炬中心是个学习型的组织，在组织推动火炬工作过程中认真学习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虚心学习地方和高新区创造性的探索和实践，通过各方面专家了解技术领域和细分产业发展方面的知识，注重调查研究和总结分析，通过各种论坛、高新区主任联席会议等加强思想传播和工作交流。2006年以来，科技部火炬中心特别注重发挥智库的作用，提升认知能力。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研究局、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高新区发展战略研究院等单位及相关负责人，都给予了火炬工作和高新区工作在重要政策指导、战略咨询、理论支撑、规划制定、工作协同等各方面的支持。
五是要有一大批事业合伙人。一项工作能够做到可持续，除了事情本身的意义和价值，还需要一批志同道合的人。科技部火炬中心在推动工作过程中，主要依托几百个有强烈意愿开展火炬工作的各级地方科技主管部门，160多家国家高新区管委会，7000多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500多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和几百家科技金融机构和投资机构，10多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大批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但火炬工作并不封闭，科技部火炬中心与教育部、财政部、中科院、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和机构都有很好的协同与合作。这些都是志同道合的事业合伙人，共同推进创新创业、发展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新经济。
六是有明确职能的工作推进机构。科技部火炬中心是组织推动火炬工作重要的职能机构，从成立时的30多人、7个处室，发展到目前的100多人、18个处室。设有包括高新区、孵化器、技术市场、科技金融、特色产业集群、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统计、国际合作等专业和职能处室，负责联系推动高新区、创业服务、成果转移转化、科技金融等工作的政策研究、规划制定、园区建设、企业培育、产业促进以及国际创新资源的链接和利用等工作，工作自上而下有完善的组织体系、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号召力、专业化推动工作的机制和能力。这一机构的设立为30年来火炬计划的组织实施和高新区的建设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