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定寰：国务院原参事，科技部原党组成员、秘书长。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剂量与防护专业，曾在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80年进入国家科委，历任国家科委预测局副处长、工业技术局副局长、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副司长(正局级)、工业科技司司长、工业科技司副司长兼火炬计划办公室主任等职。
从1973年进入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到2014年退休，41年的科技工作经历，大部分时间投身于火炬和我国的科技事业。已经75岁高龄的国务院原参事、科技部原秘书长、火炬计划办公室主任石定寰，谈起火炬工作、国家高新区建设、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不仅思路清晰而且饱含激情。
“参与火炬事业让我在战斗中成长，在实践中学习，扩展了眼界，提高了才干。与火炬结缘，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件幸事，也是自己成长的好机会。”石定寰希望，火炬事业越烧越旺，进入新时代的国家高新区建设越来越好，成为我国科技产业化的大品牌，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的主阵地。
结缘火炬催生一项伟大计划
自1978年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此后又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全国各地掀起了热爱科学、尊重科学、崇尚科学的风气。
上世纪80年代初，政府希望发挥科技支撑作用，用科技指导经济工作，努力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诉求变得愈来愈强烈。
1980年，国家组织对能源政策进行研究，希望在能源领域形成系统化的政策研究体系。此时，还在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所工作的石定寰也参与了这项调研。“此外，当时国家科委也希望在科技领域能统筹协调，围绕国家方针政策，研究重大战略，制定相关政策。”石定寰说，他于1980年被调入国家科委，可能是希望发挥他在能源领域的政策研究经验。
1984年初，宋健主持国家科委工作，积极贯彻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更加致力于科技力量的统筹协调、科技战略与政策的制定以及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部署。
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揭开了我国科技发展的新篇章。石定寰回忆说：“当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已成为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障碍，科技与经济处于分割状态。很多科技成果只是样品、展品、礼品工程，没有应用到实际经济中，不能形成生产力。同时，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的问题非常严重。科技体制改革就是要解决‘两张皮’的问题，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同时要求，科研院所要面向市场，要注重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这个决定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石定寰强调，正是在这个决定中，中央首次提出“选择若干智力密集区，采取特殊的政策，逐步形成具有不同特色的新兴技术产业开发区”。
1985年4月，国家科委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上报《关于支持发展新兴技术新兴产业的请示》，建议在北京等几个科技实力雄厚的城市试办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一建议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
1985年，国家科委针对农村地区的发展推出了“星火计划”;1985-1986年，为发展高技术，国家又出台了“863计划”和“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但这些计划大都是指令性计划，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科研成果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并实现产业化。国家迫切希望有个新的计划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回忆当时的情形，石定寰仍然历历在目。
1987年12月，中共中央调研室、国家科委等7个单位组成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联合调查组，对中关村科技企业进行大规模调研。调查报告在肯定了“电子一条街”成就和经验的同时，建议在中关村地区建立科学工业园(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给予优惠扶持政策。报告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那个时候在中关村地区涌现了信通、四通等民办企业和柳传志类的企业家。”石定寰回忆说，当时在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方面，一方面希望依靠科研院所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希望依靠民办企业的力量。“火炬计划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萌芽。”石定寰说。
1988年初，根据国务院总体部署，国家开始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希望中国的经济发展要融入世界浪潮中。石定寰回忆说：“当时我国的出口产品多是原材料，以农产品、矿产品为主，没有科技产品。中央希望通过高技术支撑，研发更多科技成果，改变出口的结构，让世界看到更多‘中国制造’。”
1988年5月，国务院批复《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位于中关村的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正式诞生。“这是我国第一个新技术产业试验区，第一次把科技与产业结合起来了。”石定寰说。
伴随着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诞生，国家科委于1988年6月建立火炬计划办公室，时任国家科委工业科技司副司长的石定寰被任命为火炬计划办公室主任，与毕大川、张秉福、邹大挺、罗迎难等同志一起，在“火炬司令”李绪鄂的带领下，开始着手制订火炬计划实施纲要。
石定寰回忆起当初参与火炬计划编制过程时说：“当时要求编制的火炬计划不是一个指令性计划，而是一个以市场为导向，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商业化的指导性计划，并且提出火炬计划要着重培育和扶持民办科技企业这个生力军的发展壮大。”
石定寰说，当时国内发展高技术多是依靠国家长期培育的科研院所、大企业、军工力量，这支队伍是主力军，而在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的科技人员创办的民办企业还较弱小，甚至不被重视。“发展高技术就希望依靠‘两条腿’走路，更加重视生力军。”石定寰说。
经费一部分来源于国家财政支持，更多地要来源于社会资本和银行资本。“我们当时学习参考了国外如何使用社会资本的经验，引入了现在的风险投资的概念，同时参考了美国硅谷、我国台湾新竹的经验，草拟了以‘高新区、孵化器、科技贷款、两型(科研、管理)人才、国际合作交流’等内容为主体的火炬计划雏形。”石定寰说，这样的计划在当时来讲，是绝无仅有，而且无章可循，火炬计划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1988年8月6-8日，原国家科委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火炬计划工作会议，宣布火炬计划正式实施，拉开了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帷幕。
石定寰回忆说，在会议召开前夕，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门听取了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防科工委、中科院等部门针对我国高科技发展的汇报，明确指出，863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和火炬计划是我国发展高科技及其产业化的重要计划，要求3个计划相互协调、配合，形成一个整体，共同致力于我国高新技术的研究、发展工作。
“可以说，火炬计划是党中央批复的，是党中央赋予了其崇高的历史使命，这也是火炬计划首次被中央高层肯定。”石定寰说。
曲折中探索困难中前行
虽然火炬计划拉开了帷幕，但正式实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包括政策如何制定，资金如何来等。
石定寰说，因为火炬计划只是一个指导性计划，经费来源除了国家划拨部分资金外，更多的要依靠银行贷款、金融机构投资和企业自筹资金。但在初期，国家的经费来源以及政策补贴弥足可贵，但要拿到这笔费用和政策补贴，还需要不断地做工作。
为此，石定寰等人在李绪鄂的带领下四处奔走。他清楚地记得，为了让国家火炬计划项目享受当时的国家新产品减免税政策和待遇，他们前往相关部门说明情况，希望争取政策支持，大家从上午10点多开始一直等到下午2点，但得到的答案却是“还要考虑考虑”。
“像这样遭到拒绝的例子还有很多，甚至还经常吃闭门羹，但为了推广火炬计划，我们虽历经艰难，但始终没有放弃。”石定寰说，经过多次努力，火炬办最终拿到了国家科委划拨的400万元起步经费以及银行的2000万元贷款指标。这些钱不仅用于火炬计划项目，还要支持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现在的孵化器)建设。
石定寰等人在李绪鄂的带领下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在1991年让原国家税务局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当时，原国家税务局决定采取“放水养鱼”的办法，给予高新区企业“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
同时，为了加快与国际上的交流，火炬办希望有关部门能让高新区人在出国办理签证上能简化出国手续，一年能够多次往返，为此他们也进行了长时间的努力。
起步经费加上银行贷款指标以及高新区能够享受税收优惠等诸多利好，让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得以迅速发展。
为复制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经验，火炬办希望中央在北京的基础上批准南京浦口、武汉东湖两地为新的试验区。
1991年，国务院批复建设了26家国家高新区，让国家高新区的队伍不断壮大。同时，国务院发布12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国发[1991]12号)》，明确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扶持政策，尤其是高新区内的企业可以享受“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以及科技人才在出国方面的便利等政策。
为何1988年国务院批复建设的是“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此后都是冠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对此，石定寰说，把北京叫做“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因为当时涌现了许多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而且“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也是国际通用叫法。
“但同时，科技领域也不断涌现航空航天、原子能等高技术。”石定寰说，当时他和李绪鄂都赞同把“高”和“新”两个字放在一起。但到底是“高”在前，还是“新”在前，当时也引起了一番讨论。
“我和李绪鄂都认为，‘高’一定是趋势，才能体现科技的权威和制高点。”石定寰说，最终确定了“高新技术”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词汇。
1991年，为纪念火炬计划实施3周年，国家科委会同中关村等科技园区与中央电视台共同制作了5集电视文献片《火炬计划巡礼》，每天晚间在《新闻联播》中播放一集，大约5分钟，连续播放5天。恰巧这一节目被邓小平看到了，并通过邓楠(邓小平女儿，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了解火炬计划的全部情况。听后，邓小平很感兴趣，并说这个计划很好，愿意为这个计划题词。
石定寰回忆，当时正值“863计划”5周年纪念会议和国家高新区第一次工作会议——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会议在差不多的时间开，于是他们为邓小平提供了几个参考，其中一个题词是“发展高技术，实现产业化”。后来，邓小平改了一个字，最终确定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石定寰强调，这个题词是为两个计划题的，前半句针对“863计划”，后半句针对火炬计划。石定寰说，能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题词让他们异常兴奋，更加坚定了他们让火炬事业燎原中国大地的信心。
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插上了火炬的标志，国家高新区的队伍也达到了168 1家。石定寰觉得，火炬能蔓延全中国，国家高新区能不断壮大是对他们工作的充分肯定。“过去受的再多苦、再多累也值得。”
对于火炬的标识来历，石定寰回忆说，当时火炬办向全国征集作品，最后他与李绪鄂对其中一个作品很满意，经过几天的思索、修改，最终形成现在的由“ctp”组成的火炬标志。
谈及此，石定寰很引以为荣。他说，火炬的标志已插遍了祖国大江南北，成为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标志，已成为我国科技产业化的品牌。
新时期、新征程、新期望
对于火炬计划，石定寰认为，这是在当时人们思想还不够解放、多个部门存在争议的背景下，中央大力支持，国家科委独立制定的我国首个指导性计划，开创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历史进程。
“特别是通过高新区、孵化器的建设，营造了一个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环境;提高了民营企业、知识分子、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培育了很多企业家;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给地方科技工作开辟了广阔的舞台;加快了国际化过程，提升了我国在国际上的科技位置，此后科技部实施的科技兴贸活动，推动了外贸结构的调整，提高了高科技产品的比重，扩大了与国外园区的合作交流;调动了科研院所参与火炬计划的热情;成为科技与经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结合的纽带。”石定寰说。
石定寰认为，火炬计划把握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机遇，促进了科技体制改革，加快了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改变了科技的业态：从只存在于象牙塔里的科学研究变成一个融入到全社会、市场、整个经济产业的大体系。
今年是国家高新区成立30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石定寰认为，火炬计划要继承和发展。国家高新区在加快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带动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促进改革开放等方面要继续发挥巨大作用。
“新的历史时期，国家高新区应该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石定寰表示，国家高新区应该进一步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化重要基地的优势，努力成为促进技术进步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成为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服务平台，成为抢占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制高点的前沿阵地。“当前，我国正努力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国家高新区将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低碳经济中继续起到先导作用，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发挥主力军作用，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
石定寰希望，火炬事业越烧越旺，火炬的旗帜插遍全国大江南北，真正成为我国科技产业化的大品牌。
